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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对象报到“误期”频发暴露交付接收不畅亟需多方协力解决

发布日期:2020-11-30 10:23 [ ] 浏览次数:

去年以来,盐城市社区矫正对象未按期报到现象频发,造成了社区矫正对象的“事实脱管”,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安全隐患。2019年以来,全市共发生55起社区矫正对象未按期报到问题,分析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在交付接收过程中存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衔接不畅等问题,亟需多方协力解决。

一是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履职不严”导致矫正“误期”。《社区矫正法》规定,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应当自判决、裁定或者决定生效之日起5日内通知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并在10日内送有关法律文书。但在司法实践中决定机关往往因内部原因在通知、送达文书、交付执行等方面存在拖延现象,导致交付执行滞后,造成漏管。如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何旭东因患艾滋病被上海市第三看守所于2020年5月26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但上海市第三看守所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东台市司法局移送罪犯何旭东,也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而是在决定暂外之日起直接释放罪犯何旭东,后将相关法律文书邮寄至社区东台市司法局。6月1日,东台市司法局收到法律文书,经过多方查找于6月3日找到罪犯何旭东并办理了入矫手续,导致何旭东实际漏管9天。

二是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地争议”导致矫正“误期”。一方面,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在确定执行地时不核实实际情况导致社区矫正对象无法到执行地接受矫正从而发生漏管问题。《社区矫正法》第十七条规定:“社区矫正执行地为社区矫正对象的居住地。社区矫正对象在多个地方居住的,可以确定经常居住地为执行地”。如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单玉梅(暂外事由为妊娠期)户籍地为滨海县,但其到上海生活已20多年,与丈夫和孩子一直生活上海,无家人在滨海生活,滨海房屋为危房无法居住,其和滨海县司法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要照顾孩子无法滨海进行矫正。滨海县司法局先后多次向上海市相关法院申请将单玉梅执行地变更为其经常居住地,但对方法院和社区矫正机构均不认可。单玉梅超过一个月示报到入矫,滨海县司法局先后两次提请收监执行,上海市相关法院反复决定到户籍地进行矫正,暂外决定下达后也未通过公安机关移送,导致目前单玉梅仍处于漏管中。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机构在对罪犯户籍地、居住地和经常居住地往往存在争议,致使在将会执行中出现推诿、扯皮现象,造成罪犯漏管。《社区矫正法》第十七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的居住地、经常居住地无法确定或者不适宜执行社区矫正的,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应当根据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原则,确定执行地”。如罪犯游本翠户籍地为建湖县,便自2002年起在昆山工作、生活,苏州吴中区法院对其判缓刑后,委托昆山市司法局进行调查评估,该局认为其无固定居住地,建湖县司法局认为其经常居住地在昆山,最终其在昆山市入矫,执行地争议导致其漏管3个多月。

三是社区矫正对象“无知”导致矫正“误期”。《社区矫正法》第十九条规定:“社区矫正决定机关应当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教育,告知其在社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责令其按时报到”。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社区矫正对象未在看守所羁押过,没有亲身体验过失去自由的感受,同时部分社区矫正对象被宣判缓刑后决定机关也未对其进行教育和未按期报到的法律后果,导致矫正对象缺少对法律的敬畏感。如罪犯莫长发于2020年8月3日前被响水县人民法院判处缓刑,但决定机关未对其进行相关的教育并要求其限期到执行地司法局报到,法律文书也未邮寄给响水县司法局,直到10月13日才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办理入矫手续,导致实际漏管70天。

对此,盐城市社区矫正机构建议:一是强化责任意识。社区矫正工作是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以上问题的发生往往因部门内部的延宕、部门之间的争议以及工作人员的疏漏而造成社区矫正对象的“误期”,因此要加强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确保不发生脱漏管问题。二是做好《社区矫正法》的学习贯彻。《社区矫正法》以及《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于2020年7月1日起施行,工作涉及到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等多个部门,但在工作实际中发现仍有不少决定机关在执行地确定、罪犯交付等方面未按“新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导致工作中存在不必要的争议。因此建议决定机关进一步加强新法的学习贯彻,确保不发生推诿、扯皮现象。三是加强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依托政法协同数据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交换平台,实现业务协同、互联互通,实时查询机构设置等基础信息,并及时准确传输交换有关法律文书等信息,不断提高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购彩中心)


来源:市司法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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